某报前不久登载了一篇题为《〈错批一人与误增三亿〉质疑》的小文，针对二十年前《光明日报》“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文章，翻出了四十年前批判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一桩公案，对于当年在政治理论上批判挞伐马寅初与中国人口失控膨胀之间的内在联系持否定态度。理由有二：一曰中国人口增长失控时段分别出现在“批马”之前、之后，而“批马”最烈的三年期间，中国人口未增反降，因而将中国人口膨胀失控归咎于“批马”。“时间顺序上讲不通”；二曰“批马”只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并未涉及具体的人口政策，因而“多生多育的行为”与“批马”无直接关系。事情果真如此吗？
先说第一条，关于批判马寅初与中国人口增长两个高峰期和一个低谷的时间顺序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发生在1952—1957年，在“批马”之前，但此时期正是马寅初科学人口理论酝酿、形成到问世时期。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正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过快增长的严峻现实，从1953年起，作者历经5年时间，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论证，于1957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国务会议等多种场合郑重提出的。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表明了其敏锐性、前瞻性以及对国家、民族、人类的巨大热忱和高度责任感，在实践面前，闪烁着理论的光辉。
诚然，自1957年至1960年，中国人口增长进入了低谷，呈现负增长。这一时期，也正是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横遭批判践踏之时。然而能否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批马”与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甚至越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中国人口越下降呢？显然不能。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简言之就是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理论，倡导“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如果国家当时采纳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及时坚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么，40年后的今天，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果不知比现在要辉煌多少倍。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是怎样一个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主动局面。可惜，我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怎样理解在批判马寅初的高潮中，中国人口不增反降的现实呢？任何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都是互相联系的。任何了解中国那段历史的人，都了解当时人口负增长的真正原因。即：1958年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紧接着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全国农村几亿强壮劳动力走出家门，远离家乡，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深翻土地，劳动生活实行军事化；留在农村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夫妻长期脱离接触，人口焉有不下降之理。更为严重的是自1959年起，全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天灾加人祸，使全国食物极端匮乏，城乡居民因严重缺乏营养而身体孱弱，人口焉有不降之理。“三年困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非常时期，在非常时期不能用常理评判。
事实上，非常时期一经结束，从1962年至1967年，全国马上就迎来了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至于“文革”期间，更是人口失控，迅速膨胀，一直发展到人口规模过大，终于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总的症结，直接影响到国家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也致使党和政府下定决心，断然采纳马寅初的科学人口理论，实行计划生育，并将其定为基本国策。这一切，无不体现出马寅初人口理论的科学价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计划生育工作取得辉煌成果的今天，千万不要淡化、否定当年因批判马寅初人口理论而酿成的灾难性后果，千万不要轻易扔掉全党全国人民从那场灾难中得到的沉痛教训。
再说第二条，关于批判马寅初人口理论与中国执行正确人口政策的关系问题。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从社会实际调查入手，主要研究的是学术理论问题。理论是政策的思想基础，未有正确理论遭到否定践踏而相关政策却能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而不受到干扰破坏的，犹如拆毁了一座大楼的根基而却保障大楼安稳耸立一样的不可思议。事实上，50年代初第一个人口高峰正是当时中国缺乏正确而清晰的人口理论所致；而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第二个人口高峰，则是错批马寅初人口理论导致人口政策始而不明、继而软弱无力的直接恶果。况且，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并不是纯学术问题，是与正确的人口政策紧密相关的，其本身就涉猎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主张加强宣传，提倡、奖励少生，对第三胎征税，对第四胎课以重税，推广避孕节育措施，对各阶层人口都要提高知识水平，等等。这些都是直到现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核心内容。因此，错批马寅初，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需要全民族从这桩公案发起的二十世纪50年代起，付出近百年努力加以纠正，才有可能使人口规模趋于合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